【狱后人生全文】一无所有只有自由的更生人才是苦难的开始

【狱后人生全文】一无所有只有自由的更生人才是苦难的开始受刑人在监狱的收入过低,一个月平均200块,连日常吃穿都无法支付。

谈起坐牢的回忆,小树(化名)说,自己早年是因为打麻将熬夜,吸毒提神。后来因吸毒,陆续有些刑案在身,反覆进出了监狱4、5次。小树父母已早逝。二年前她出狱那天,无处可去的小树和主爱之家的师母张丽英约好要到安置中心居住。

半途,小树联络上以前的同居人,对方知道她出狱,要小树赶紧到住处相会,「他说他先去买药(毒品)。」6、7年没见,小树也想见上对方一面,便转往同居人住处,「路上我突然想起:『不行,我和师母约好了。』」这一念让小树再折返,赶紧跳上前往主爱之家的车,从此未再见过同居人一面。

在基督教主爱之家的更生人安置中心住了2年后,小树最近离了那处,开始独自租屋生活。租屋处的房东不愿让他入户籍,租金补贴因此没了着落;入狱后累积的债务,本金利息算一算一百多万,积欠的健保帐单又一直来,「做清洁的月薪1万9,每月扣3千还债,房租又去了6千,现在看到支付命令我心就慌。」小树一脸愁容,她不想离开安置中心,但安置资源有限,最长只能待2年,出狱后的生活还没完全站稳脚根,现实已逼得她独自上路。

 

坐监存无钱 出监急用钱

安置中心包吃包住,无家可归的小树暂且不用担心生活需求,可以慢慢想着下一步。但烦恼不只这一桩,掐指算算手上的难题,除了缺钱还有负债,经济压力成了她心头一块大石。

虽然坐牢时攒下一些作业劳作金(编按:受刑人在监所期间,依规定须下工厂工作,工作所得称之为「作业劳作金」),但劳作金金额过低,不过几千块的储蓄,对迫切的生活需求杯水车薪。

根据矫正署统计,全台45个监所附有工厂,但其中有33个监所,受刑人每月的工厂劳作金收入不到500元,以台南监狱为例,2017年台南监狱每月分配给受刑人的劳作金总数为31万2千元,当年在监人数为3千100人,每人每月收入约100元上下;但受刑人平均每月的基本生活需求约3千元,若单靠劳作金,很难打平开支。「大家都说坐牢是吃免钱饭,其实里面什幺都要钱。」小树苦笑一声。且受刑人仅能领到劳作金的37.5%,其余金额用在他项,因此实际收入比帐面更低。

2016年高雄大寮监狱爆发劫狱事件,彼时六名劫狱受刑人提出的声明中,便曾提及监狱内劳作金金额过低的困境,让受刑人难以自给自足,「做了一个月工作只有200块,内衣裤都不够买,还要家人救济。连活得尊严都没有,还要拖累家人。」

长期协助受刑人家属的红心字会主任李怡颖也注意到,许多受刑人和家里的关係原已较疏离,再加上劳作金不够支付生活开支,只得不时写信回家要求经济资助,更让受刑人与家人的关係难修复,不利于建立受刑人的社会支持网络。而少了社会支持,再犯机率相对高。

大寮监狱狭持事件后,监察院曾在今年和2016年都针对作业金过低问题纠正了矫正署,质疑受刑人沦为廉价劳工。不过矫正署副署长周辉煌对此也相当无奈,「因为我们的成品良率没有很高,如果价格开太高,没有厂商要来,反而是另一个问题。」

且监所内虽陆续开设工厂,自製蛋捲、酱油贩卖,赚取较多收入,但这类工厂数量仍相当少,仅能供6%受刑人参与。「毕竟一个烘培工厂设备这幺多,要有场地放;如果要增加工厂,就会佔了空间,挤压到受刑人的舍房,问题是现在已经超收受刑人了啊,要让受刑人住得更挤吗?」一名监所祕书面有难色地解释。

 

和小树相比,今年6月刚出狱阿美(化名)幸运多了。吸毒、贩毒总共关了13年,在狱中她学了按摩技能,又在监所里的美容部工作3、4年,这才留了项手艺在身上。但女监里头100多人,美容部仅只一个缺额,阿美是那百中挑一的走运。

「像我这种长刑期的,劳作金可以存比较多,我出来就带了7万。」13年存了7万,换算下来一个月存不到500块,但已比多数受刑人富裕。

出狱后阿美开了一家按摩店,7万元的储蓄全用在房租、器材等花费,钱袋一下便见底,剩下的生活开销全靠按摩店收入,「有做就有赚,可以买买菜什幺的。」阿美说。

阿美若选择到外头按摩店工作,收入稳定又不用负担设备成本和创业风险。但入狱那些年,阿美与同居人生的女儿全是老母亲独力照顾,「出来后我想照顾好我妈,现在生活重心全是她。如果去外面工作,时间不弹性,我就很难顾及妈妈。」

问阿美怎幺不向更生保护会申请无息创业贷款,让自己宽裕些?她一听直摇头:「贷款要写企划书、二个保人,还要有不动产可供抵押,我怎幺申请?」的确多数更生人连家人都没有,更遑论保人,如何能申请到贷款。

更保的贷款门槛如此之高,有一段演进历程:最初推出更生人贷款服务时,并无保人和抵押品等规定,但贷款量膨胀过快、呆帐多,导致更保的负债冲破7千万。更保的登记资产不过近8千万,债务几乎要和资产一样高,让更保不得不修改规则,提高借款门槛,只是此举也不免影响更生人贷款的资格。

最近阿美按摩店里的冰箱坏了,她还愁着不知怎幺攒足修理费。抹了抹额头,阿美无奈笑着,踏出监狱的那一刻,便是算计起吃穿用度开销的时刻,「除非是有家可回,家人又资助你,让你暂时不用担心房租、工作、负债的,才稍微比较轻鬆;没地方去又没钱的,真的会很慌。」

经济问题是更生人再犯的重要因素之一,出狱后马上面临没钱、负债又失业,让更生人喘不过气。

因反覆吸毒入监6次的阿音(化名),现在是安置在主爱之家的更生人。20多岁时开始用安非他命、海洛因,几次进出监狱后,阿音终于想通,该好好学个一技之长傍身,出去以后重新来过。

「只是受刑人若去上技能训练,就不能去工厂工作,少了作业金收入。所以如果没有家里支持,等于在监所里完全没钱可用。」当时阿音身上仅有几千块,又早和家人断绝往来,报名了监所内的烘培班,虽不用学费,却要缴材料费,阿音咬牙把身上存款都缴了材料费,「缴完就没钱了。那阵子卫生纸、卫生棉都靠其他狱友帮助。」

但上完课仅得一张证书,缺乏实作经验的阿音拿着证书一样是求职无门,「根本一场空,那时想说:『没用啦,再回去吃(毒品)。』」

经济问题是一个迴圈,根据法务部年报显示,近年新收受刑人里头,逾7成属于有累犯;且有前科者佔全部受刑人的比例还在逐年攀升。而影响更生人是否再犯的其中一个因子,便是稳定就业。

虽然劳动部早已把更生人纳入「就业弱势者」範畴,以国家资源协助其就业,推出「一案到底就业服务」,透过各地就业服务站协助更生人媒合工作;矫正署则是在各监所内推出技能训练课程,企图让受刑人习得一技之长后,能衔接出狱的复归之路。不过这些策略的成效却相当有限,因为政策的美意,与更生人实际状况间有太大的鸿沟。

 

一无所有、只有自由 才是悲哀的开始

出狱十年的臧兴国,现在在利伯他兹教育基金会担任社工,协助其他更生人回归社会。每回他到监所里分享自身经历时,都会反覆强调这句感叹:「在监狱里,什幺不缺、但没有自由;出来之后,一无所有、只有自由。那才是你人生苦难的开始。」

臧兴国曾经因吸毒罹患口腔癌,动刀后颜面留下伤痕。刚出狱时,他在求职上也曾处处碰壁,「回去做讨债的,脸这样谁要用你,你讨得到吗?去工地做粗工,人家更怕你死在那边,他不好处理。」

因罹癌拿到身心障碍手册,臧兴国本以为不少企业按规定得必须僱用一定比率的身心障碍者,他应该能因此媒合到工作。但真实的求职路上,多数老闆仍是拒绝,「老闆怕你你整天请假看医生,他请你一个人,等于还要再多请一个补你的洞啊。」

臧兴国最后找了份举牌人和发传单的工作,「我现在都建议更生人,不用去什幺就服站,找漏气而已。出来就去做这个,应徵就会上。发传单一天工资800块,便当钱马上有着落。」罹癌那时臧兴国只想着自己烂命一条,大不了一死,回头吸毒吸更凶;反倒是做了举牌人、发传单这份工,肚子饱了、脑子想着下一步,才懂得什幺叫踏实。

 

连坐车都不会 如何面试工作

而不论是阿音或是臧兴国,尚且有栖身之所;若是无家可归的更生人,求职之路还有更多障碍。服务游民为主的芒草心协会社工师李佳庭观察到,不少游民同时兼具更生人身份,他们往往没钱又和社会脱节,这些不利因素限制了求职的机会。

李佳庭举例,曾经就服站媒合了一家清洁公司的工作给个案,但公司住址十分遥远,「连我们社工用手机导航,都找不太到。」更不用说与社会脱节许久的更生人,「他们根本不会坐车,要怎幺去面试?连面试都去不了,要怎幺找工作?」

好不容易面试上工作,但居无定所之人,随身家当只能摆在路边,不时会遭环保局清理。「为了趁上班时间去跟环保局领回家当,只好跟老闆请假。几次下来,工作还保得住吗?」李佳庭耸了耸肩。真实世界里,就业问题从来就不会单独存在,往往还纠结了经济弱势、居无定所等变项,当各种因素混杂时,「复归社会」四个字显得遥远又虚无。

曾在更生保护会工作十余年的陈先生回忆,过去更生人一走进协会寻求协助,他便是帮忙转介到机构进行安置,再联络就服站媒合工作,「那时看到个案,都不觉得他们有碰上什幺难题。」

直到转至民间组织工作后,陈先生才体会,对更生人而言,「吃、住、工作」这些生活需求之间,还有繁複细緻的各种「眉角」要照顾——一个入狱十多年的更生人,即便住在安置中心、帮他媒合了工作,但与社会脱节太久,还无法适应生活,连过马路都会怕、坐车晕车呕吐。少了陪伴,更生人难有勇气踏出复归的第一步;可单向的资源输送,顾及不了多重面向的需求。

 

黎明之前 最需相陪

曾开过应召站、製毒工厂的臧兴国,出狱后发传单、当举牌人,人生有了第一份正当职业。转职到服务更生人的利伯他兹教育基金会工作,半工半读花了6年读完空中大学。如今取得学位后的臧兴国成了专职社工。

用自己过来人的经验陪伴许多更生人。他帮更生人转介到认识的工地就职,「去了就先给两顿饭,又包住。隔天上工领了薪水,后面就不用愁了。」

吃饱喝足不愁住宿后,臧兴国下一步催着他们纳劳健保,开始为未来打算。许多更生人不愿纳保,担心的是身上债务,「一堆人都欠卡债、罚单,如果是吸毒的,还要缴观察勒戒的费用,光是这三项就压死你。」臧兴国伸出手指数了数。不少更生人宁愿打黑工、做八大行业,薪资领现,才不会有金流纪录;一但保了劳健保,债权人似闻到血腥的鲨鱼,顷刻便来催款。

臧兴国自己也欠债,至今也还在还债,「20多万,分了84期、7年摊还。」遇上不敢面对债务的更生人,他便拿自己当案例,陪着对方向银行、债务公司等债权人协商,定下分期摊还的约定。最近手中一个个案,臧兴国陪着对方和债务公司协商,「杀价杀到最后,债务公司同意还6万,一笔勾消。」

「当你开始有纪律的还债,才不用担心哪天会计小姐突然叫你过去,然后递一张法院强制命令给你。」只是更生人早已习惯逃避问题,而面对问题的第一步总特别沈,臧兴国笑着说,若有人能陪着一起解决问题时,才会发现原来问题好像没那幺可怕,原来自己也有办法处理掉这些包袱。

满头白髮小树(化名)出狱后刚到主爱之家,便是阿音一路陪着她求职、协商债务。白髮透露着年纪,小树几次面试都没着落,但住在主爱之家里,有姐妹相伴,就有意志力撑过那段青黄不接的日子。去年2月花莲大地震,主爱之家的安置中心只有她们两个留守,当晚两人吓得紧抓彼此冲到街上一夜无眠,震后几天两人只敢在一楼办公室打地铺,怕余震再来,随时要逃命。

安置中心就像家,姊妹更胜家人。现已找到饭店清洁工作的小树和阿音,遇上新到主爱之家的更生人,阿音也会把人推荐给自己任职的清洁公司老闆,「先从计时工作起也没关係,一步一步来」,

黎明之前,黑暗最深,更生人的复归之路便是段暗无日光的旅程,需有人牵手相伴,才有往前的能耐。可惜因资源有限,安置中心每收一个个案,更生保护会每月补助1万5千元的开销,最长补助一年半;补助期限一到,更生人多半得离开安置中心独自过生活。

刚刚搬离主爱之家的小树对独自生活还充满恐慌,习惯有人相伴的热闹,一个人过日子显得太安静。谈起房租、帐单小树仍旧皱眉,因为更生人最懂厄运如蝴蝶效应,任何一件小事都能成为推倒日常的第一张骨牌。还住在里头的阿音也害怕离开,「我现在回想吸毒的感觉,都觉得那真是很快乐的状态,所以我很怕离开这里,马上又会栽回去。」他们都还在社会复归这险路上挣扎。